我很荣幸参加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要素峰会，现就金融数据治理问题谈一些思考和认识。

根据IMF和我国央行的统计数据，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结算货币，在跨境支付结算金额中占比2.5%，排在第五位。而SWIFT的董事会基本由北约国家控制，曾经将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剔除出SWIFT系统，禁止其使用该系统接收和传递国际金融信息，那么所有客户的跨境资金活动只能采用易货或者现金方式交易，杀伤性极大。

进入专题： 俄乌冲突 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人民币 。这样的流动性溢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时能够有效的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复苏。当美国面临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美联储采取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大量资金注入市场以鼓励消费和借贷活动，包括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购买中长期国债，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印钱。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可以看到，每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都会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汇率或金融危机。

这本应是全世界经济体都有权使用的公共产品，但是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频频使用其作为制裁工具，服务其战略遏制的目的。为了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其他国家的也会采取降息等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第五，地缘政治矛盾更加激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加复杂。

第三，货币环境宽松程度远超以往。目前疫情尚未结束，病毒仍在变异，但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对之前超宽松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这就更加需要国际社会广泛、深入地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滞胀风险。在此期间，总供给水平的逐渐修复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状态，将拉动经济增长回归正常轨道。

为此，需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要针对通胀水平超预期抬升做好政策储备和国际协调准备。伴随着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中央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于2008年和2020年出现了两次明显跃升。

同时，美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对亚洲政治经济格局施加更大影响。从经济总量看，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能源、粮食和部分原材料短缺，价格飙升，并带动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抬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持续回落。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宏观政策等方面不同步，叠加美国加大对我国遏制围堵，面临疫情输入、通胀输入、外需放缓、资本流出、供应链受阻等多重风险挑战。主要经济体和跨国公司在供应链安全与效率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进一步呈现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超宽松货币环境的直接后果是经济过热，资产价格和债务规模大幅上涨。疫情冲击下供需两端恢复不同步，导致价格大幅上涨。

一方面，物价飞涨，需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协调机制下推动俄乌双方开展和谈对话，利用谈判（而非制裁、逼迫）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

另外，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压缩了其政策调整的空间。全球经济滞胀风险明显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欧元区GDP环比增速折年率也仅为1.1%。出口增长放缓还意味着对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投资的拉动作用也会减弱。石油和粮食危机造成了当时较高的失业率，在滞胀环境下失业人数的增加进一步加深了需求收缩和经济衰退程度。2020年，中等收入国家外债与GDP之比为28%，低收入国家则达到36%。随着通胀水平的逐步降低，经济增速难以从衰退或停滞中快速恢复，从而将经历一个阵痛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生产成本降低和供给能力提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经济体物价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6月份以来，世界银行、OECD、IMF先后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幅度达到0.8～1.5个百分点。2020年疫情暴发后，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济刺激计划。

其次，遏制通胀的关键是解决货币超发问题并稳定通胀预期。20世纪70年代以前，为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不断向全球释放美元流动性，致使全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元荒走向美元灾，国际货币环境处于宽松状态。

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在遏制通胀的同时，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出台了大幅度减税政策和放松价格管制、推行利率市场化、鼓励自由贸易等一系列自由化改革政策，释放供给侧活力，刺激企业投资和生产，对美国摆脱滞胀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在尽快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加强合作。

英国中央银行已经连续加息五次，欧洲中央银行首次加息就达到50个基点。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滞胀时期相比，存在货币环境宽松程度远超以往、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地缘政治矛盾更加激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加复杂等明显差异。2020年世界广义货币与GDP之比从上年的125.4%飙升至143.9%，仅一年时间就上升了18.5个百分点。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西方主要国家产业结构出现较大变化，表现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下降。

从全球范围看，超预期的高通胀与经济增长低迷并存的滞胀特征愈发明显。只有和平才能保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最后，减税和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刺激经济复苏。一是全球需求扩张步伐放缓影响我国出口增长。

国际社会应更广泛更深入地合作，共同应对滞胀风险 尽管当前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存在明显差异，但反思当时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美国应对滞胀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对今天仍有借鉴价值。探索利用IMF特别提款权（SDR）分配和使用机制解决国际债务问题，尽快推出改革方案。

能源和粮食供给冲击对工业部门就业具有较直接的影响。第四，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健康担忧、护理责任等因素，使得全球劳动参与率较疫情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摆脱经济停滞的主要抓手。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和日本GDP环比增速均由正转负，经济下滑趋势明显。

美元走强，欧元、日元等贬值压力加大，资本外流，部分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未来全球经济将在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呈现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特点，对我国人民币汇率、股市、债市、货币政策调整等产生影响。第一，对滞胀的认知更加敏锐，治理高通胀的政策更加快速有力。

今年年初，发达经济体股市持续走高，房屋价格不断升温，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资产投机热度快速攀升，这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紧缩性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推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

第一，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大规模财政货币救助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和总需求过度扩张，为本轮通胀提供了货币基础和需求基础。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与重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抬高了生产成本，未来全球经济恐难以回到过去长期低通胀的状态。